一般存在论的存在概念不足以表达事的自由性、创造性和历史性，所以不能表达事的世界的存在 论问题。单纯的存在只是时间性的持续，没有历史也无所谓未来。这样的存在概念对于物的世界或许 合适，但对于事的世界就缺乏表达力。做事是人的存在方式，所以人有历史有未来。未来不是现实的 单调延续，而是事的预先概念：对于人的存在，未来先于现实，现实是实现了的未来或是破产的未 来；甚至，未来先于历史，历史是根据未来的概念而不断重新书写的。对于人的存在来说，存在不是 “如其自然”的一般存在论问题，也不是“如见所现”的一 般知识论问题；人的存在是一个制造存在的问题。 “是”向“做”的转化揭示了存在论所隐含的道义学 问题，但这不是以伦理学去取消存在论，而是说，伦理学问题与存在论问题具有一种不寻常的形而上 学一致性。在通常意义上，应在和存在是两个不能还原的问题，就像平行线 不相交，但在事的世界这个不寻常语境中，人必须决定何事存在，于是，存在变成了应在的结果。这 是以何种价值去做事的创世问题，是一个道义化存在论的问题。存在的责任 问题的典型表现就是莎士比亚问题“存在还是毁灭”人必须决定让某事存在或 不存在；甚至决定让某一个事的世界存在或不存在，在此抉择面前，价值问题与存在问题交汇成为一 个问题。 5．“我做故我在” 笛卡尔谓“我思故我在”，胡塞尔进一步证明“我思其所思” 而建立了意识的对象结构。但我思只能说明关于世界的知识图景的根据，却不 能说明事的世界的创造和运作。知识图景是我思以自身原则构造出来的，而事的世界却是互动行为形 成的，多边互动问题显然不能还原为思的问题。简单地说，我思解释不了事的世界，我思管不了事的 世界。既然我思没有解释生活也不能解释生活，因此就需要另一个形而上学原则来建立关于事的世界 的分析框架。既然“是”落实为“做” ，那么我们寻找的原则就是：我做故我在 。 “是”落实为“做”是“是”的人化。做事使存在变成一个价值事实而不仅是 自然事件，人的存在也因此成为具有价值的存在。我思是孤独的，而我做创造了人际关系和互动行 为。存在的意义必定在存在之外；我的存在所以制造了意义，就在于我做的事创造了我与他人的关 系，把他人变成在我的事中的存在，而正是他人担保和证明了我所做的事的意义。因此，我做不仅创 造了我在，同时还创造了我与他人的共在，而共在关系创造了事的世界。在这个意义上，“我做故我 在”不仅是主体的存在论原则，而且是事的世界的存在论原则。 每个人都存在于与他人的共在关系中，每个人都不可能先于共在而具有存在的意义；在共在之 前，我只是一个自然存在而尚未成为一个价值存在。我思也许先验地拥有世界的概念，但我思不可能 为我创造一个真实世界，因此我思只是想象了世界而并不拥有世界，我仍然无处可在。在我创造共在 关系而实质性地创造了事的世界之前，我只是个一无所有的虚在；即使有着完美的我思，我仍然没有 世界而一无所有。只有当所做之事将我与他人化为共在之时，我才在共在中获得一席之地，我才不仅 仅是一个概念而成为在场存在。这正是中国古典哲学强调做人所暗含的深刻含义：人不在自然意义上 “是”人，而必须在“做”中实现为人，而做事就是与人共在。因此，“我做故我在”蕴含着我与人 共在而存在。